重视小银行发展的“大银行家”

自中国金融体系踏上实质性改革之路至今已愈30多个年头，虽然不同的理论家和实务家对这段改革历程的阶段划分和认可存在争论，但对最近十年中国金融体系尤其是作为核心的银行体系改革却共识甚多。相比社会信用体系等至今仍显遥远的目标，2002年金融工作会议的其他三大主题均不同程度地“基本实现”。特别地，“我国银行业已经多元化，银行的股权也基本市场化”。“多元化”具有多层含义，但最直观的是银行数量的增长和类型的丰富，尤其是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更多是小）银行的发展，成为最富有活力和潜力的改革推动力量，虽然其发展之路伴随诸多坎坷。在“过去十年中国金改目标基本实现”的情况下，未来中国金融体系改革如何再上台阶？对此，兼具理论家与实务家身份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的见解颇为入木，即全面发展以民营为主导的中小银行体系。

许多非金融领域人士或许对刘士余没有太多印象，他在平面及电视媒体上“露面”的频率并不高，公开个人资料也比较简单。与其他几位同属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同事相比，刘士余似乎更为低调。但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内部，对刘士余的名字却十分熟悉。在之前担任人民银行“银行监管二司”（银监会成立前）司长时，刘士余主管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监管，彼时正值国内中小银行加速发展初期，新设或参股中小银行颇为“流行”，许多有此想法的机构都对刘士余的言行颇为关注，并都希望从他这里“探听”到监管层的政策动向。而刘士余一直十分肯定中小银行的发展，在当时曾多次明确对民营资本和外资入股中小商业银行表示支持。应该说，自我国中小银行加速发展伊始，刘士余即看好并积极支持这股“潮流”。但与其他一些著名理论家和实务家的侧重点仍有不同，他一开始就十分看重民营资本对中小银行进而对整个银行体系的重要作用。此后，刘士余先后调任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行长助理、副行长岗位，虽然岗位职责不断调整，负责和分管的业务范围逐步增多，尤其是在担任副行长期间，更多的职责压在肩头，但他始终未减少对中小银行体系发展的关注、研究和思考。在其对中国整体金融体系日益高屋建瓴的真知灼见中，中小银行体系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明确和清晰。正如他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所指出的，未来十年我国金融业需要完成的四大改革之一就是大力发展新的以民营为主导的中小银行体系，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缓解社会融资难问题，更为重要地，这是健全中国金融安全网、防范风险和减少损失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关注中小银行发展、推进中小银行体系健全之外，刘士余对我国整体金融体系改革与建设问题的思考同样深刻。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实体经济转型交织在一起，金融体系改革除了要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更要同时协调好与实体经济动态发展的关系，在自身动态调整基础上发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动态效应，这是一项十分困难和艰巨的任务。未来我国金融改革的蓝图没有定论，需要在“过河”中“摸石头”，虽然这种被动调整的方式更多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针对未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刘士余坦承，“未来十年，我国金融业将面临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带来的巨大财务成本压力”。但他也为减缓这一压力开出了四个“药方”，其中包括发展以民营为主导的中小银行体系，另外三方面分别是：逐步降低国家持股比例、坚定推进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安全网。可以看出，刘士余对我国整体金融体系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并反映出他在副行长岗位上对我国银行业稳健发展的判断。他主张的是一种市场化改革的方式，以合法、合理的股权改革而非“暴力式”方法，在坚决防范和控制风险并同步建设风险保障体系的基础上，稳健而不急躁、有过度而不武断地实现我国整体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此外，纳入实体经济发展所需，实现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也是刘士余金融发展理念的重要出发点，如基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调整对中小银行市场化发展的指导与监管等。

如前文所述，刘士余的公开个人资料相对简单，简历中寥寥数笔，概况了他近30年来的工作历程。在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中国建设银行工作后，于1996年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并工作至今，也已有近17年。整体上，他的工作单位调动并不频繁，反而十分稳定，这也为他持续关注和坚持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提供了保证。或许一些坚持“多岗位、多阅历”的人士看并不欣赏工作岗位的相对固定，但“多岗位、多阅历”本身即是一个悖论。从刘士余就任人民银行以来的实务工作和实践总结来看，他对我国金融发展涉及理论探索、实务操作和监管方式等方面都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与切身体会，尤其是对金融业实务操作方面经验丰富。据熟悉刘士余的一位著名学者评价，刘士余是我国金融业监管层中典型的“实干派”，在他升任人民银行副行长职位后，仍然很好地保留了一贯的工作作风，经常奔赴各地一线调研，具体了解实务，在亲身感受和实践基础上，形成针对性的发展和监管思路。常常在某地调研期间，刘士余的思路及落实方案完全可以胜出这些金融机构的负责人。

或许是一种传统，包括作为行长的周小川在内，人民银行的多位副行长也都是学者型官员。虽然与同事易纲相比，刘士余作为学者的经历并不如此丰富，也没有在海外教书的经历，且公开发表或出版的论文及著作也并不“充栋”，但他的研究思考很多都是切中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发展的关键问题，研究透彻且建议准确。应该说，他的“学者气质”在这些研究和思考中被充分证明和展现。早在2005年，刘士余即针对我国金融发展历程的基本效果，以科学方法测算了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在《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动态演进及实证解说》一文中，修正了传统M2/GDP指标的缺陷，用新的测度口径研究了我国经济货币化进程，得出我国货币化水平畸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在货币化进程中出现严重的货币浅化现象。而从制度层面来看，货币浅化则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内在逻辑的集中体现；从经济层面来看，信用基础薄弱、个人结算体系发展滞后、规模巨大的地下经济则是我国发生货币浅化现象的根本诱因。在当前我国M2/GDP指标再创新高并引领全球的形势下，回顾他在当时的研究对于思考今天的问题，依然鲜活并足具价值。而围绕信用体系建设、结算制度完善和非正规金融风险问题，刘士余都一直关注并持续研究，他在这些方面也都有诸多极富价值的观点和实践建议，这从他在诸多场合的演讲和发表的论述中都可窥见。

刘士余供职人民银行近17年，正如那位熟悉他的著名学者所认可，他在调研中所展现的实务操作能力完全超过某些金融机构的负责人。马丁·迈耶在《大银行家》中指出，真正的银行家要对整个金融领域都了如指掌，并能对整个经济金融体系运行做出准确判断。按照这种标准，刘士余完全可被纳入“大银行家”之列。

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发展至今，培育了诸多优秀的金融领域从业人才。在银行业系统，按照不同的标准，有许多具有真知灼见和实践丰富的学者型、非学者型从业人员，均足够值得“银行家”称号。但在更高的层次，在更为全面和苛刻的标准下，能经得起“大银行家”称谓的仍然寥寥，凤毛麟角。刘士余作为能够把控整个金融体系并能作出准确判断的大银行家，一直强调未来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民营主导中小银行体系健全完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作为“大银行家”，不论所在岗位或职务为何，都能迅速作出适应性调整，并与对整个金融体系的认识相结合，产生推进发展与完善的新思路、新方案和新实践。在未来我国中小银行体系发展和完善进程中，刘士余副行长一定能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