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让城市更宜居

转型的动力来自于创新

经济增长就像前行中的火车、汽车，过去30年，增长的动力来自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投入，现在要转换为效率或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来自于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转型现在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国家发展转型、城市发展转型、产业发展转型，等等。转型的动力来自于创新，上海这座城市的创新能力如何，值得深究。转型创新为了发展。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发展意味着什么?答案也许是唯一的，意味着老百姓的宜居。上海当然也不例外。

事实上，在中国，转型有两个基本视角：一是体制转型，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都有转型的问题;二是发展方式转型，以前叫增长方式转型。这两个转型要放在一个框架中来认识。不过，无论体制转型，还是发展方式转型，都首先是从经济活动的视角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先来讨论一下传统的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然后对这个意义上的转型进行定性的讨论，再用一些数据看上海正在发生的转型。

传统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是，劳动力供给充裕，大量土地有待开发，进而又人为地扭曲劳动、土地、资源和环境等要素的价格，在政府主导、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的引领下，推动了30多年的高增长。显然，现在难以为继了。廉价要素在过去30年的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当时很多企业发展是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但我们对此少有处罚举措。这意味着环境很廉价。环境破坏的过程，就是把私人成本转移为社会成本的过程。在这样的条件下，获得了高增长。但这种高增长现在还能继续下去吗?显然不能。再这样下去的话，代价会更大。所以要转型，转变发展方式。

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求转变增长的动力，也就是投入要素的转换。经济增长就像前行中的火车、汽车，主要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过去30年，增长的动力来自要素投入，我们大量投入劳动、土地和资本，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价格扭曲的。这些“大量投入”的东西现在遇到问题了，劳动、土地都不再是“无限供给”。现在要转换为效率或者创新驱动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来自于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积累，来自于企业家精神。

转变发展方式，还要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初，企业生产出什么，商店里有什么东西卖，都有人要。显然，填补短缺，在一段时间里是发展的空间。那时候，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还不到20%，现在已超过了50%。城镇化每年提高一个多百分点，这是发展的空间。在这30年间，尤其是最近这十几年，我们先后提出了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发展方向。我们还看到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些都是这30多年的发展空间。未来30年的空间，有很多和过去30年的空间一样，比如，要继续城镇化，年均大概还有一个百分点的提高空间。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存量还要进一步提高。未来最重要的发展空间是产业升级，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这大致是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和空间的转换。

下面，我们来看上海。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方式发生转变，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投资增长慢于GDP增长。上海前几年就开始出现这种情形。当时有关部门的同志心里不踏实。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都是靠投资拉动增长，如果没有保持一个投资的高增长，你就不能设想经济会高增长。所以刚出现这种情形时，很多人觉得这可能会影响上海经济发展的后劲。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号，说明发展方式开始转变了。去年上海经济增长7.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7%。各位想想，投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这要如何来解释?2012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6%，GDP增长7.8%，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拉动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上海则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再来看投资和消费。几乎与投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同步，从2006年开始，上海出现了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的趋向。现在，消费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为70%，全国是50%多一点。也就是说，以消费需求为主导的格局，在上海率先形成了。这也是经济结构比较良性的一个标志。当然，关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好像把投资压下来，消费就上去了。在中国现阶段，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尤其是选对投资领域，保证投资规模，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消费的增长，要解决制约因素，比如缩小收入差距，真正做到“扩中”、“提低”，使有很强消费意愿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有稳定的收入预期，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他们的支出预期。这样，消费的占比就自然上去了。

再来看上海的产业结构，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变化。国际经验表明，一国(或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占GDP(或地区生产总值)和总就业的比重，稳定地达到50%以上，意味着该国(或地区)开始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达到60%以上，则表明，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基本形成。在上个世纪末，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0%。如果说2009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59.4%，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制造业大幅度下滑所致，那么，2012年达到60%则是实至名归。预计2012年上海服务业就业达到58%左右，上海服务业发展到达了一个新阶段。在未来10到20年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将达到70%以上，这10多个百分点的内容就是生产性服务业、新兴服务业的增长，尤其是其中的高端服务业的增长。这是上海产业升级的空间。与此同时，传统服务业也将在信息化的基础上提升发展质量。至此，上海产业结构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就将得以实现。

最后来看看就业和收入的增长。从2008年以后，上海的就业增长明显好于全国，重要的原因就是服务业有了较快增长。一个良性的经济结构能够有效地吸纳就业，尤其是上海服务业吸纳就业还有很大的空间。2011年，在上海的全部就业中，服务业就业是56.3%，制造业就业是40.3%，还有3.4%在农业就业。未来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还在上升，就业也将相适应地增加。自2010年以来，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三年两位数增长，分别为10.4%、13.8%和10.9%，显著高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过去我们的常态是经济增速高于收入增速，未来的常态应该是收入增速略高于经济增速，至少是大致相当。

上述表明，经济增长不再是以高投资拉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加大，产业结构基本以服务经济为主，收入增长开始快于经济增长，这些都是积极的变化。当然，这还仅仅是从经济的角度观察转型，并不完整。

上海如何增强创新能力

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企业家的稀缺和短缺程度都是很高的，我们大量的企业是“没有企业家的企业”。这对像上海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中心城市来说，就构成了转型发展的瓶颈。

现在我们要回答上海转型的瓶颈到底在哪里。你可以说上海是一座时尚的城市，但是，如果你说上海是一座创新的城市，是中国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恐怕很多人不会同意。我们很难拿出数据和事实来支持这个判断。转型，恰恰需要创新。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创新能力来自哪里?无非是两个方面：它要有更多的创新主体，同时要有好的创新环境。这里，环境可能比主体更重要。有好的环境，就会有好的主体。创新环境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先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考察。历史的角度就会讲到上海的白领文化。人们常说，上海出白领和金领，但缺少首领。上海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从某种角度理解，这个“冒险家”也包括了“企业家”。企业家比别人更能承担风险。上海历史上也曾经是出首领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要检讨当下的创业创新环境。

创新经常是和创业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中，对于创业创新而言，上海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成本上升太快。尤其是在新兴产业中，很多原始创新是和创业、再创业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很多到上海创业的人，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很难承受。对这个问题，也有另外一种解释：高成本在这里就是“筛子”，特别有本事、特别自信的人才能到这里来。但这也有问题，创业才能、企业家才能是天赋能力，一开始都是试错。就像我们说改革是试错，创业、创新也是试错。如果成本很高，就把很多人的试错挡在外面了。

还有政府和市场的角度。大家常说，上海这个地方的政府有比较多的作为。在创业创新领域，政府确实做了很多事情，搞创业园区、搞产学研合作等等。但是，政府做了这么多事情，性价比很高吗?可能不太高。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投入来自民间的主体，产出会大得多。所以，我们还是要把问题归结到一个根本的地方：创业创新的主体是谁?答案是唯一的，是创业者和企业家，政府只能营造创业创新的环境。

创新环境是整个发展环境的一部分。这些年来，应该说上海的发展环境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是一个领先全国的态势。比如说，上海的大交通格局，即以上海为中心，与周边的衔接是非常好的。上海目前已经有两个大机场，再加上港口、隧桥和高速公路，大交通的格局已经形成。智慧城市的建设也有较快的推进。软件方面，上海在依法治市、行政审批、金融体系、文化建设和城市管理等方面也做了很多事情。加上上海先天就有地域优势和先发优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后天的优势，形成与其他国际大都市的异质性，来构筑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氛围，是上海需要进一步努力的。

一个好的创新环境对培育和吸引创新主体有重要意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主体，就是指创业者和企业家。熊彼特当时讲创新，就是指企业家怎样来改变要素组合，对它进行革命性的破坏。他当时讲的创新，并不是我们今天泛化的创新，主要就是指企业家的行为。中共十八大报告有这样一个提法，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金融危机后尤甚。在我国现阶段，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怎么破解?我们认为，可以从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入手。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中政府干预很强，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能够在资源配置上起重要作用的企业家阶层。这里有历史的原因。现实的问题是，体制转型还没有到位，进而创业创新环境还不到位。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企业家的稀缺和短缺程度都是很高的，我们大量的企业是“没有企业家的企业”。这对像上海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中心城市来说，就构成了转型发展的瓶颈。

大家熟知的管理大师德鲁克，数十年从事企业咨询，基于对各种企业和经济环境的观察与理解，他提出了“企业家经济”的概念。他认为，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管理型经济彻底转向了企业家经济。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形态，就是企业家经济。这就把财富创造、创新驱动的主体讲清楚了。然而，讲清楚是一回事，能否出更多的企业家又是另一回事。从创业者到企业家，要经过自身才能、市场需求和自我约束的多重试错，这是一个极其小众的群体。而且，企业家不仅是财富创造、创新驱动的主体，还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因此，对这个群体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良好的政府与企业家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国企业家经济的形成，并有效化解当前中国经济中的若干困局。上海下一步的改革如何在促进企业家经济的形成上做文章，值得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城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宜居

现在有一种认知误区，将城市化产生的问题和城市化过程混为一谈。面对城市化产生的问题，有人开始向往乡村生活，甚至将它等同于低碳环保。事实上，乡村的低碳环保只是一种心理感受。

我们从改革开放伊始，就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直到今天还在问，我们为什么要创造GDP?创造GDP是为了让我们更幸福，而不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在雾霾里。上海为什么要转型?是为了让老百姓更宜居。这里，宜居是“五位一体”意义上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都是宜居的。也就是说，上海要成为具有综合优势的宜居城市。

在讲城市的宜居时，要对城市(镇)化有一个正确认识。现在有一种认知误区，将城市化产生的问题和城市化过程混为一谈。面对城市化产生的问题，有人开始向往乡村生活，甚至将它等同于低碳环保。这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有钱人的忸怩作态。事实上，乡村的低碳环保只是一种心理感受。数据表明，乡村和郊区的人均耗能与碳排放都远在城市人均水平之上，其对生态的破坏更是超乎想象。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是农村，中国也是如此。而且，人类为什么选择城市?一方面，选择城市是缘于对改变乡村贫穷生活的期待;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也为农民或城市贫民走出贫困提供了远大于乡村的可能性。经验证据表明，城市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远高于农村人。

当然，城市的宜居也是一个两难选择。城市的优势主要在于其集聚功能――通过共享城市基础设施，获得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通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大量集中，获得显著的聚集经济效应;通过产业聚集和人口集中居住，获得显著的市场需求效应。因为集聚带来的这些效应，使城市得以在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实现社会分工和资源共享，进而为宜居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世界上，集中式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一种重要的城市化模式。当然，它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城市化模式。因为，集聚的可怕之处在于升级为超限，以至于出现今天司空见惯的“大城市病”。难就难在，这个“限”在哪里，又如何把握?

2012年，经济学人智库组织(EIU)做了宜居性城市的调查。他们选择全球140个城市，对宜居性和可生活性的基本参数和指标进行调查和评估。评估的指标主要是：生活稳定性、健康医疗、文化、教育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这次调查把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列为全球最具宜居性的城市，比较靠后的则是孟买等城市。

这次调查表明，那些宜居性表现比较好的城市，基本上都是规模控制在中等的二、三线城市，人口比较少，人口密度比较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一些城市就比较宜居。由于人口密度控制得比较好，基础设施没有过重负载，没有出现“过度城市化”的现象，犯罪率比较低，汽车保有量也比较低。然而，根据中国人口多、城乡和区域差距都十分显著的国情，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必然要发展一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因此，诸如上海这样的城市，制定了很多经济刺激政策，吸引海内外很多企业和个人加盟当地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中国现在的宜居城市建设和发达国家有何差异?就可宜居性和城市化进程而言，中国入选的宜居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稳定方面都比较好，但教育水平表现较差，还有就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文化环境和环境保护方面指标也不如西方城市。例如，像伦敦、纽约和巴黎这些国际大都市，它们有更多的剧院、电影院、娱乐和体育运动场所，更容易吸引国际级活动和赛事落户。在这个方面，中国的城市还略逊一筹。

对照宜居性的要求和我们自身的转型，我认为，过去一个时期，我们讲生产活动意义上的发展方式转型比较多，今后更要看到生活质量提高意义上的发展方式转型，在社会富裕阶层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也要有明显提高。当然，城市的宜居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但宜居作为目的，是切不可忘记的。

中共十八大报告和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重点提到了“新型城镇化道路”，其表述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和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条道路指出了我国今后30年城市化的任务和目标。可以预言，这将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重大且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