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转型与转型管理

一、从社会转型到管理转型

人类社会在时间和空间变迁的过程中，充满各种各样的转型。这些转型标志着客观事物或主体从一个阶段演进到另一个阶段所发生的质的变化。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在转型，经济在转型，与之相关的各种组织及其管理也在转型。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这就是两次大的社会转型。农业社会使用的是手工工具，以体力（或畜力）为动力；工业社会使用的是靠电力发动的机器；信息社会使用的能源和工具中就有新能源、信息网络和智能工具。从生产要素看，土地、劳动力、资本、信息与知识在上述三个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明显的差别，社会越先进，信息与知识的作用越突出。目前中国正经历着双重的社会转型。为了进入国际社会先进国家的行列，中国有必要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参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但由于尚未最终完成工业化，农村还有几亿剩余劳动力要进行非农化转移，中国又必须同时进一步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与双重的社会转型相适应，中国还经历着双重的经济转型。一方面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即由原来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向新兴的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前一个转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算起，时间短，任务重，路途还很遥远。后一个转型从改革开放算起，已有28年的历史，虽然已于20世纪末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距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的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

与经济体制转型相联的还有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型。这一转型提出于“九五”计划初期，但迄今为止进展不快，收效不大。究其原因，可谓不少，但首先与体制转型不彻底有关。当然也与依靠科技不够、劳动者素质提高不快有关。拼资源，牺牲环境和生态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它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因此，增长方式的转型尤为迫切。实际上，它也是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必然导致管理转型。集约型发展与粗放型的发展不同，需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特征的高级管理方式和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应以价格调节供求同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相结合，远比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偏重于实物性指标管理，无疑复杂得多。传统经济的管理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而新经济的管理则是信息革命的产物，更注重信息和知识在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信息社会的管理同工业社会的管理相比存在明显的差别。作为管理基础的组织形式，就有根本不同。它不再是金字塔式等级分明的官僚型组织结构，而是富于柔性的扁平型、网络型的组织结构，甚至还有虚拟组织形式。一般说来，当管理的外部环境、内部资源、组织结构、主体及其行为、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等诸因素，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大的变化时，管理本身就需要通过转型来完成它的质变。

二、企业管理转型的成因、表现与特征

试以企业为例，探讨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过程中的管理转型问题。

从成因看，这个历史时期的企业管理转型，首先是由信息社会的来临所决定的。近10年来，发达国家讨论进入信息社会和发展中国家讨论面向信息社会的问题多起来了，究竟信息社会的企业管理怎样不同于工业社会的企业管理，目前还不可能完全看清。但由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企业管理中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企业管理的巨大变化，则随处可见，正在引发管理转型。其次，这种转型还与传统管理的局限性日益显现有关。传统管理在工业时代发挥过重大作用，如泰罗的科学管理、福特流水线生产的大批量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等，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传统管理的有效部分和积极因素，将作为科学管理的组成要素被继承下来。但那些基于过细分工的职能管理、囿于僵化程序的流程管理，特别是管理中的非人性因素和机械死板部分，已与企业外部管理环境极不相称，也与企业内部资源优化配置不相适应，而难以持续了，必须加以革除和改变。

从表现看，企业管理转型反映在与企业本身发生变化相联系的受管理信息化和信息化管理影响的众多方面。

1．在管理目标上，企业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在完成本身任务的同时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义务，更多地参与公益活动。

2．在经营重点上，企业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固然重要，为顾客利益服务，以增进顾客的信任感、满意度和忠诚度更加重要。

3．在生产方向上，企业从为增加供给而生产转向为满足需求而生产，不再是通过大批量生产把库存塞满后再去促销，而是直接采用定单生产，加强和完善定单管理。

4．管理主体从资本家、职业经理人变为以企业家为主包括员工、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和客户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管理的群体。

5．管理对象中的劳动者，除“蓝领”外，“白领”的人数和比重大大提高，尤其是“白领”中具备专业知识的员工发挥更大的作用，根据他们的特点去进行管理，激励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提高知识劳动的生产率，成了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6．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变成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最重要的资源，相应地出现了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企业越来越多地依赖信息和知识来进行管理。

7．在组织结构上，垂直的层阶式组织趋向扁平化，上传下达的中间组织作用缩小了，高层与基层可直接“对话”，管理决策下移，还出现了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如矩阵型、网络型、虚拟化的组织形式。

8．在管理中重视分工的同时，更强调集成和整合，跨部门、多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职能调整和流程重组变成了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

9．管理由内部向外部延伸，出现了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新内容，在企业内部相对于战术管理、操作管理，战略管理的重要性空前提高，因为战略管理不仅要考虑企业内部情况，更为重要的还必须掌握企业外部环境变化，以及预测未来，从未来审视现在。

10．从传统管理转向现代管理，管理内容越来越丰富，管理种类越来越多，出现了创新管理、风险管理等内容，以及项目管理、业务外包等管理形式。

11．企业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竞争关系转向竞争合作或合作竞争的关系，与此相适应，竞争情报分析与管理、谈判和合约管理等开始流行。

12．由于全球化发展和跨国企业的出现，管理的范围突破了国界，扩展到全世界，企业信息系统和网络的发展，使跨国管理成为可能。

上述列举的企业管理转型中的各种变化并不是相互孤立而是彼此紧密联系的，也不是一朝一夕涌现出来的，而是长期积累逐渐形成的。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开始不显著的量变到最终实现飞跃的质变。

最后，从特征看，企业管理转型具有从传统管理转向现代管理、从刚性管理转向柔性管理、从以物为本的管理转向以人为本的管理、从有形的“原子”管理转向无形的“比特”管理即虚拟管理或数字管理等性质。

三、转型管理中的矛盾及其解决方式

在管理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转型管理即转型时期的管理状态。转型管理表现为传统管理与现代管理或者说新管理与老管理同时并存的混合管理，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混合性。

在混合的转型管理中，新、老管理的成份孰多孰少、孰强孰弱，在转型初期、中期、末期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有一个此消彼长和相互渗透、结合的关系。

转型管理一般有两种混合模式。一种是板块式的机械性混合，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价格管理中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在并轨之前两种价格管理时有磨擦甚至冲突。另一种是渗透式的有机性混合，如我国实施的渐进式改革中，老的管理体制并不是一下子就为新的管理体制所取代，而是在建立新体制的同时改造和提升老体制，使它们逐步接近而趋于一致，达到管理上新陈代谢的目的。

传统与现代、新与老的对立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为老的管理是由新的管理变过来的。传统管理 （如工业时代的管理） 曾经一度也是现代管理（相对于农业时代的管理而言），不同时代的管理尽管有质的差别，但也还有共同点，有些管理因素会逐渐传承下去。比方说，管理是基于组织的，任何管理决不可能脱离组织而存在，这不会因时代变迁而使管理有所不同。

再以企业管理为例，企业管理文化即体现于管理中的企业文化，它是联系新老管理的纽带，它的继承和发扬促使转型管理中的矛盾得到平缓化解，导致管理转型顺利完成。企业管理的百年基业，文化是根本。企业文化的精髓就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它指引和激励着企业的组织行为，调整和提升着企业的管理方式。世界一些著名企业，如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多数创立于工业时代，但在它们的优秀企业文化影响下，与时俱进地调整了业务和管理，在业务上从制造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在管理上从传统管理转向现代管理，如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以及价值链管理等，从而使企业重振雄风。一般企业往往由于文化底蕴差，经不起时代变迁的冲击，未能解决好转型管理中的根本矛盾，以致缩短了企业寿命而使基业最终毁于一旦。

四、转型管理与转型组织的互动关系

由于管理依附于一定的组织，转型管理总是与转型中的一定组织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的，这种组织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政府，或者是其他类型的组织。

仍以企业管理为例。随着工业时代转向信息时代，转型中的企业管理不仅以转型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而且是为转型企业和企业转型服务的。我国企业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其管理相应从偏重于计划导向的生产管理转向市场导向的经营管理，而在工业社会或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的转型期，其管理则从传统的工业管理转向现代信息技术装备起来的知识管理。转型企业需要转型管理，而转型管理又推动转型企业的发展，最终完成企业及其管理的转型。

转型管理的任务，决不是“守住昨天、牺牲明天”，而是“延续过去、展示未来”，把作为人类创造性活动之一的管理推向前进，以更新它赖以滋生的转型组织。

参考文献

［1］（美国）Peter F. Drucker (1909-2005). 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21世纪的管理挑战）［M］. 1999.

［2］乌家培. 信息社会与网络经济［M］.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2.

（来源：《学术研究》2006年第5期）